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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

发布日期:2019-12-16 15:46:29 来源:南宁农业资讯网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

发布时间:2015-12-11 已有: 人阅读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的爆发或升级:驱动力与机制(多数族群主导)少数族群在少数族群核心领地发现油田(经济冲击)双方的利益升级()少数族群的相对感加剧;族群边界变得显著(族群动员);怨恨升级。历史积怨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的收入差距拉大,外族群移民进入,污染恶化。族群冲突爆发或升级与加剧;双方均

注:三组箭头分别对应三种将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联系起来的机制,而这三个机制正好把族群冲突中的驱动力——恐惧、怨恨、和少数族群的潜在能力——联接在了一起。

熊易寒 唐世平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战以来,族群冲突爆发得越来越频繁,烈度越来越升级,族群冲突成为经济学、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热门领域。在对族群冲突的研究中,有不少学者特别关注自然资源与族群冲突的关系,石油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更是备受瞩目。

一些学者认为,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自然资源可能会加剧国内的武装冲突,譬如伊朗、苏丹、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哥伦比亚等国都存在这种情况。争夺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会增加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在所有的自然资源中,石油被认为是诱发国内冲突的最大因素,因为它能够提供数额庞大的租金,对和国民经济的影响更为巨大。还有研究发现,高油价会增加产油地区或输油管道地区的冲突风险。

但要准确评估石油对族群冲突的效应常困难的。武装冲突的个案通常都是那些缺乏产权、合同执行不力、领导人不是由公平选举产生和更替的国家。

关于石油资源会加剧族群冲突,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解释径:一是(greed)或分离主义激励机制(separatist incentive),二是怨恨(grievance),三是弱国家(weak state),四是劫掠(looting)。

认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会诱发叛乱和竞争,导致内战。也就是说,石油资源形成的财富会增加分离主义战争的风险,对产油地区建立国家的行为给予激励。因为大型油田会产生巨额的石油收入,给现任领导人或带来一笔意外之财,如果者不能令人信服地分配这笔财富,反对派就会动员向者发起挑战,从而导致武装冲突升级乃至爆发内战。

怨恨认为,对石油资源的开发会引发土地征用、退化、缺乏工作机会(石油产业之外的工业部门欠发达,失业率高企)、石油收入分配中的主观不平等等问题。资源的开发会提高冲突的收益,历史事件背后的族群怨恨被激活。也就是说,资源开发的外部性会创造新的怨恨,进一步。

弱国家认为,非洲的族群冲突往往是与弱国家联系在一起。突如其来的石油资源带来了巨大财富,极有可能削弱的能力,因为会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成为一个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食利国家直接从自然资源中获得资金,不需要对负责,相反,者可以利用财富的分配权建立体系,这会导致国家的化能力贫弱、科层制效率低下,进而诱发更多的族群冲突。

劫掠认为,若一个国家以石油等初级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反叛群体可以通过直接提取和销售这些能源产品,或者对石油生产商进行来获得收入。石油会拉大国内的差距,这使得反叛者有了劫掠的对象;而能源行业不同于制造业企业,对产油地有绝对的依赖性,它们很难通过搬迁来逃避战乱。如此一来,国内冲突就会急剧增长。

本文认为,以上四种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本文的解释会或多或少吸收以上四种的合理因素。

基于一个关于族群冲突的广义理论,本文认为,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ethno-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r location of oil)才是决定石油是否导致族群冲突的核心变量。石油作为一种点源分布的自然资源,与水资源或森林资源相比,缺乏共享性,因此,油田的地理就特别重要。本文主要关注最终可采储量达到1亿桶以上的大型油田对族群冲突烈度的影响。

之所以强调大型油田,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大型油田涉及的利益足够大,才能构成一个足以改变力量对比的经济冲击;二是大型油田开采的时间足够长,可以为重要的行动者提供持续的激励。

如果大型油田位于(多数族群)控制区,对族群冲突基本没有影响,因为它强化的是的经济,会令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如果大型油田位于少数族群控制区,则会加剧族群冲突。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一方面,油田会加大族群竞争的注,构成一个巨大的经济冲击,无论还是少数族群都会受到激励:希望获得绝大部分石油收益,避免少数族群尾大不掉,少数族群则认为自己地盘上的石油财富应该属于本民族,而是获得财富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油田一旦被少数族群控制,其产生的巨额财富可以用来购买武器,招募军队,从而提升少数族群的能力,这会导致与地方、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的“安全困境”。

二、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的理论建构

本文试图建构一个更具整合性的族群冲突理论。这一理论更为强调要素的互动,以及直接驱动力的作用,并将机制作为理解族群冲突的核心所在。

依据这一理论,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决定了石油与族群冲突的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石油资源位于一个聚居型少数族群的核心领地,这一少数族群更有可能反对由其他族群控制的。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类似于一个驱动族群冲突的扳机,或者恶化既有族群冲突的催化剂。因此,那些油田位于少数族群聚居区核心领地的国家,更有可能发生族群冲突,或者使原有的族群冲突进一步升级。而如果一个国家的油田位于多数族群的核心领地,或者该国的族群是均匀分布(混居)的,因而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可以声称对石油的专属权,在这种情况下,石油就不大可能导致族群冲突。

本文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机制,将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联系在一起(如图1所示)。

一方面,当少数族群聚居区的核心地带发现了油田,被多数族群控制的必然要试图控制这些资源。原因有二。

首先是单纯的经济利益:任何国家都倾向于控制更多的资源和财政。其次,与少数族群抢占资源和财政的控制权,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害怕少数族群借机寻求更大的性。如果各族群在历史上存在过紧张关系,特别是少数族群与主导的多数族群之间发生过冲突,那么对资源的控制就更为严格。这两种动力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加强对少数族群领地和石油的掌控,具体做法包括:强化军事或准军事部署,强制或多数族群移民少数族群聚居区,通常两者同步进行。

由于石油生产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即便不进行鼓励,炼油工业也不可避免地需要从外地引进技术工人,而这些移民工人通常来自多数族群甚至其他国家,因为这些地区工业化程度更高,其工人具有技术和语言优势,与外部世界有更为密切的、商业联系。这就会导致多数族群对少数族群聚居区“内部殖民化”(internal colonialization)的问题,进而引发谁才是“大地之子”(sons of the soil)的激烈冲突。

另一方面,即便历史上不存在族群紧张或冲突,少数族群也会对其他族群控制的心怀不满,因为它了少数族群对于其领地范围内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这就是所谓“大地之子”的观念。

简言之,少数族群必然认为其核心领地所发现的油田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外族群移民工人不仅大量涌入,并且占据大部分高收入工作岗位,使得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无论是事实上还是主观上的“拉大”),这都会令少数族群产生“相对感”,加剧他们的不满情绪。更糟糕的是,石油的开采和提炼过程中通常会带来的退化,而无论是跨国石油公司还是国有石油公司,几乎都不会对当地给予足够的补偿,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来。这都会让土生土长的少数族群更加痛恨外来的多数族群。最后,一旦石油进入开采阶段,少数族群的精英就可以利用石油的潜在收益来自治或的前景,并且可以通过和石油企业来资助少数族群的反叛活动。

因此,石油位于少数族群核心领地,不仅会影响到少数族群的行动策略,也会影响到多数族群主导的国家策略。具体而言,油田坐落在一个从属性少数族群的核心领地,会造成多数族群对于的恐惧、少数族群对于的怨恨、双方的利益或,以及少数族群潜在的能力提升。如果双方已有历史宿怨,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发现石油会影响到族群冲突七大直接驱动力(、怨恨、恐惧、不满、、荣誉、少数族群的潜在能力)中的五个因素(、怨恨、恐惧、不满、少数族群的潜在能力),从而将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卷入一个紧张升级与互不信任的螺旋,并最终导致冲突。据此,在少数族群核心领地发现石油是族群冲突最为重要的预测指标之一。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少数族群聚居区的核心领地发现石油时,这一少数族群将会倾向于由多数族群主导的,而则会强化对少数族群的控制,由此导致族群冲突的升级。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论证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会导致族群冲突强度的升级。这一方面是因为定性案例分析能够更加生动地展示冲突升级的动态;另一方面能够捕捉冲突升级过程的一些重要指标(比如双方的人数、战事的频繁、军费开支),这是因为没有相对好且具有连续性的全球性数据集,现有的数据集都存在非常多的问题。

三、案例分析

我们对全球125个国家的考察发现:在38个石油位于少数族群聚居区的国家中,有30个发生族群冲突,只有8个没有发生族群冲突;在53个石油集中在多数族群聚居区的国家中,仅有6个发生了族群冲突,47个国家没有发生族群冲突。在34个非石油生产国中,16个发生了族群冲突,18个没有发生族群冲突。这就意味着是否盛产石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

为了进一步检验理论,本文将用南北苏丹、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三个正面案例,以及加蓬作为一个负面案例来对上述理论进行检验。前三个案例展示本文所提出的机制在现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这三个案例所在国都属于多族群国家,在少数族群核心领地均有丰富的石油储备,在石油发现之前和之后都存在族群冲突,因而很适合用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更重要的是,它们分布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国家规模、族群结构、人口规模和地理存在较大差别,构成了最大差异案例(most different cases)。如果在差异如此之大的案例中,可以发现上述机制的存在,说论是强有力的。

与理论预期相符,在三个正面案例中,一旦少数族群核心领地发现大量的石油资源,就很有可能导致族群冲突的升级,直至爆发大规模内战。在这些案例中,无论是少数族群的精英还是普通,都会称自己土地上发现的石油为“我们”的石油,他们怨恨对石油资源的开采,称之为“新殖义的”,他们会要求更高程度的自治,分享更多的石油收入,甚至寻求民族。

第四个案例是一个负面案例。根据以往的族群冲突理论,加蓬极有可能爆发族群之间的内战,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那里的各个族群相安无事。本文认为,加蓬这样一个存在族群多样性、经济上高度依赖石油的非国家,之所以维持了族群和平,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够声称加蓬的石油是专属于自己的。那些将族群冲突归因于石油的生产、租金、收入、出口和依赖度的理论(上述概念在学和经济学上是有区别的:租金和收入看起来相似,但租金强调的是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垄断石油的收益,这是一种寻租行为,不同于通过征税来增加收入的行为;与租金相比,收入是一个更加中性的概念;石油出口比重高说明该国的经济部门单一,以初级产品为主,没有现代工业体系;依赖度强调的是石油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过高问题。)都经不起加蓬这一案例的检验,而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则得到了有力的反证:当油田不是位于少数族群核心领地时,即使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族群冲突也不会因此爆发或升级。

(一)南北苏丹内战

2005年,苏丹人口4020万人,阿拉伯人约占总人口的40%,集中在苏丹北部;语言为阿拉伯语;70%的人民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苏丹南部的600万人口多以务农为生,相比北方更为贫穷。南部主要的两大黑人族群为丁卡族(Dinka)和努尔族(Nuer)。丁卡族约100万人,教,是苏丹境内最大的少数族群;其次是努尔族人。南苏丹人民大多非洲传统教和教。

13世纪,阿拉伯规模移入苏丹,主要集中于苏丹北部,南部则以非洲黑人为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丹北部一直是埃及领土。1899年苏丹沦为“英埃共管”地区,实际成为英国殖民地。由于阿拉伯人在文明程度上较非洲黑人更高,所以在共管期间英埃者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赋予阿拉伯人更高的地位。从1902年起,英国就酝酿苏丹南北分治,二战后英国南方亲英人士提出南北分治的要求,南苏丹问题由此而生。

数据来源: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登录时间:2015年8月18日)。

数据来源: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登录时间:2015年8月18日)。

所谓南苏丹,是指苏丹南部10个省。这片地区自古就是黑人居住的地区。英国为了自身的殖民利益,竭力削弱埃及对南苏丹的控制和文化影响。英国传教士在南苏丹教,使部分人口转而教,了阿拉伯文化进入南苏丹,保持了南苏丹的社会习俗、教和说英语的习惯。英国还北苏丹要求与南苏丹组成联邦制国家的。1956年苏丹摆脱英国和埃及的控制宣布之后,这种主张继续延续。南苏丹人民在苏丹犹如二等,在文化上和制度上受到北方的歧视;北苏丹具有文化优越感,试图用伊斯兰文明来“”南苏丹人民。苏丹南方人(southerners)自殖民期间即遭受不平等待遇,之后仍然受到歧视,还面临北方政策的,因而在苏丹之后要求自治,并出现分离主义倾向。

苏丹经济落后,但自然资源丰富,对外出口主要依赖石油。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2010年全球能源报告,苏丹石油储量为67亿桶,在非洲排名第五,而其中75%的储量分布于南苏丹。南部自治98%财政收入来自石油。不过,炼油厂和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基本在北方,南部必须依靠穿越北部的输油管道才能出口原油;而没有来自南方的原油,北部输油管道只是摆设。

1962年,南苏丹民族主义兴起,成立分离主义组织。1972年,“南苏丹解放运动”与北苏丹签署阿迪斯阿贝巴协定,北苏丹同意南苏丹自治,实现了十年左右的和平。1976-1979年,南苏丹先后发现多个大型油田,包括苏阿金(Suakin)天然气田、马拉卡(Malakal)油田、穆格莱德(Muglad)油田、班提乌(Bentiu)油田等。1980年代初阿卜耶伊(Abyei)地区发现大型石油蕴藏,这一地区恰位于北苏丹的南科尔多瓦省和南苏丹的北加扎勒河省之间,居民则多为黑人丁卡族。

南方发现石油后,决定南油北运,到北方提炼加工、出口,加大对南苏丹的资源开发。这就出现了“内部殖民化”的问题,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拉大,南苏丹的相对感加剧。为避免南苏丹借助石油的财富而与分庭抗礼,将南方自治区分解为三个由管辖的行政区,收回了自治权,派北方军队驻扎南方。不断加强对少数族群地区的控制,引发南方少数族群精英的不满。

1983年,北苏丹的喀土穆实施的伊斯兰法,改税制为伊斯兰教的“天课”(Zakat)。南方教的黑人族群迅速做出反应,南苏丹精英进行了广泛的族群动员,族群边界进一步显著。1983年5月,以约翰·加朗(John Garang)为首的部分南方官兵发变,成立南苏丹的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和“苏丹人民解放军”(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Army),开始武装活动,南北苏丹第二次内战(第一次内战爆发于1955年至1972年)爆发。1986年苏丹人民解放军发展到12500人,1989年增至2万到3万人的规模。随着南苏丹军队实力的增强,双方很快爆发全面战争。

1991年,苏丹人民解放军已拥有5万到6万兵力,军队被出南苏丹。但是,此时南苏丹内部出现,丁卡族与努尔族展开内战。1994年,北苏丹与努尔族人士签署《和平协定》,努尔族军队加入军。北苏丹控制了西尼罗河油田,并与多国合建输油管道。

1998年,苏丹的石油产量大幅提升。1998-2000年的产量依次为每天1.2万桶、6.3万桶、17.4万桶。这使得南北对峙背后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加大。在石油的刺激下,1999年,苏丹的军费几乎翻番,达到12亿美元。为了垄断石油收益,通过部族居民、焚烧村庄等手段“清理”油田周边区域。石油的收入使得的军费进一步上涨至15.85亿美元。作为报复,南苏丹将石油管道作为重要的军事打击目标,不断发动对油田和管道的。南北苏丹均积极扩军备战,双方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2001年,由于南苏丹军队的行动,的收入锐减,军费也降至10亿美元以下。

2002年,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在肯尼亚达成原则性框架协议,承认了南苏丹的民族自决权,为和平协议奠定了基础,南北苏丹关系有所缓和。由于财政收入锐减,2003年的苏丹军费大大下降。2004-2006年,再度重整旗鼓,军费开支前所未有,高达年均22亿美元,以夺回南方油田的控制权,无奈战果不佳。苏丹人民解放军也在战争中进一步壮大,鼎盛时期军队人数多达18万人。

2005年,南北双方签署《全面和平协定》,同意南方就举行,结束长达22年的内战。内战期间,南北苏丹一共有200万人丧生。在随后六年的过渡期中,南苏丹可以与北苏丹平分苏丹南部的石油和其他收入,也进行了重组。在新中,来自原苏丹的人员占52%,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人员占28%,国内其他派别占20%;南苏丹领导人约翰·加朗担任副。2007年,因重新部署双方军队等问题迟迟未得到解决,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宣布停止参与的工作,北南和平进程危机。双方通过协商最终就南部油田非军事化以及双方军队重新部署等问题达成一致。

2011年,南苏丹就与否举行投票,结果显示98.83%的选民选择与北方分离,南苏丹正式宣告。

南北苏丹内战期间,原油探明储量在不断增长。1981年,苏丹第一次探明的原油储量为2亿桶, 2010年跃升至67亿桶;2010年苏丹的原油产量高达46.5万桶/天。这就为南苏丹的运动提供了持续的激励。苏丹历年的军费开支也说明了这一点,石油产量上升,军费开支随之上升,双方的军事冲突规模也随之升级。(详见图2)

(二)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

尼日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产油国,曾为英国殖民地,现在是由36个州组成的联邦国家,语言为英语。尼日利亚北部的苏丹王和酋长系统与南部分散的社会组织大相径庭。英国殖民的间接政策维持了这些差异。尼日利亚有250多个民族,其中最大的是北部的豪萨-富拉尼族(Hausa-Fulani,

占全国人口29%)、西部的约鲁巴族(Yoruba,占21%)和东部的伊博族(Igbo,占18%)。尼日利亚人要教及伊斯兰教,教占总人口44.21%,伊斯兰教为52.61%,传统教约3%。然而,施行伊斯兰教法的北方12个州,相较于南方来说,普遍处于劣势。1960年,尼日利亚从英国治下获得,北方的穆斯林和南方的为取得国家控制权而不断斗争。

尼日利亚早在1956年就发现油田,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规模生产。尼日利亚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358亿桶,位居全球第10位。

尼日利亚的石油几乎全部蕴藏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地下和海底,总储量占全国95%以上。尼日尔河三角洲位于尼日利亚南部,由尼日尔河冲积形成,面积7万平方公里,洲最大的湿地。20世纪50年代发现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后,迅速成为重要的石油产区,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与日俱增,占国民经济比重从1959年的0.1%飙升至1967年的87%。尼日利亚外汇收入的95%、财政收入的80%均来自三角洲地区的石油开采。1990-1999年,尼日利亚新发现了五个大型油田,也全部位于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

1967年,南方伊博族聚居的“东部地区”(Eastern Region)发现油田,石油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击强化了少数族群的分离主义倾向。1967年5月,以伊博族为主的力量宣布“东部地区”,成立“比亚夫拉国”(Republic of Biafra),由此开始为期31个月的内战。1970年,提出3R口号,即“重建、恢复、和解”(reconstruction, rehabilitation, reconciliation),冲突暂时平息。三年的内战导致了7.5万人。

1970年,尼日利亚成立了管理全国石油资源的石油资源局和国家石油公司,与跨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石油资源,主要由国家石油公司控股,外国公司作业,大量技术移民涌入三角洲地区,“内部殖民化”的进程进一步升级。

自1956年以来,尼日利亚累积开采了1000亿桶原油,获利超过6000亿美元。然而,石油主产地尼日尔河三角洲却是尼日利亚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贫困率高达74.8%,73%的人缺少安全饮用水,70%的家庭电力不足,大多数社区教育设施奇缺,小学的入学率低于40%。由于贫困,最基本的医疗仅能覆盖这里2%的人口,当地居民平均寿命只有46.8岁,5岁以下儿童率高达20%。1970至2000年,尼日尔河三角洲一生了超过7000起原油渗漏事故。仅2008年上半年,漏油事故就多达418起。这不仅了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还严重到当地人民的健康。

同时,尼日利亚的“内部殖民化”进一步加剧。由于缺乏技术和教育,当地居民无法成为石油公司的雇员,却不得不承受石油开采的负面后果,不少人失去土地和家园,深受污染、之苦。

受移民、恶化等因素影响,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少数族群的被感越来越强烈,在地方精英的动员下,族群之间的边界趋于显著化,开始出现针对和油田的游击队行动。1998-2003年,每年有400起针对石油设施的活动;1999-2008年,国家因各种冲突而导致的石油收入损失达168亿美元。冲突和活动不仅造成尼日利亚国家财政几十亿美元的流失,同时还近三分之一的石油生产企业关闭停产,直接到尼日利亚这个经济结构过分单一国家的经济命脉。

从2005年年底开始,以“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Movement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Niger Delta,简称MEND)为首的武装开始对尼南部产油区的石油及天然气管道等设施进行袭击,冲突升级。MEND经常输油管道,与军开展游击战,外国石油公司工人,目的是外国在尼日尔三角洲的石油利益,与进行谈判,以获得石油开采权,分享石油工业的巨大经济收益。

2008年1月,国际原油价格首次增长到100美元一桶,军与武装的斗争更加白热化,双方都积极扩军备战。武装对石油管道和设施的军事打击使得尼日利亚石油产量减半。这一年,尼日利亚的军费暴增至16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了40%。三年后更是飙升至22亿美元。(详见图3)

2009年,时任尼日利亚奥马鲁·穆萨·亚拉杜瓦(Umaru Musa YarAdua,1951-2010)决定对尼南部产油区武装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派军对武装盘踞的地区进行围剿;另一方面,发布“令”,对愿意放下武器、归降的人员予以。MEND领导人亨利·奥卡(Henry Okah)在接受了之后,被。同年,尼日利亚决定,“尼日尔河三角洲”产油区的各个社区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中获得国家石油收入10%的资金,即3.768亿美元,现金收益将通过信托式机制发放给社区居民。双方的冲突有所缓和。

(三)伊拉克库尔德分离运动

截至2009年4月,伊拉克人口约3100万,大约75%的伊拉克居民为阿拉伯人,居住在北部山区和东北部的库尔德人是另一个主要民族,占总人口大约15%~20%。阿拉伯语是语言;库尔德语则在北方广泛使用。在伊拉克,伊斯兰教的阿拉伯部分都属于什叶派;大多数库尔德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的语言、服装、习俗都与阿拉伯人不同。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聚居在伊北部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人口约400万。库尔德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愿望。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库尔德人就长期进行反对英帝国主义和费萨尔王朝的武装斗争,当时主要以游击战为主。

截至2010年底,伊拉克原油探明可采储量1150亿桶,占世界的9.3%,排名中东地区第3位,世界第5位;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3.17万亿立方米,占世界的1.7%,排名中东地区第5位,世界第11位。

1930年前后,库尔德地区发现储量惊人的大油田。目前,库尔德地区的石油产量占伊拉克一半以上,石油储量估计在400亿至450亿桶,仅西库尔纳2号油田实际储量就高达240亿桶。此外,该地区农、牧产品丰富,有“谷仓”之称。库尔德人主要以农牧业为生,随着石油工业的兴起,已有部分库尔德人成为石油工人。

1946年,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sta Barzani)成立伊拉克库尔德党(The 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该党成为领导伊库尔德人斗争的主要力量。1958年伊拉克国成立后,海外的巴尔扎尼应伊拉克领导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 al-Karim Qasim)之邀回国。库尔德人同伊拉克进行过多次谈判,库尔德人区域自治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在1958年以后的十年里,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高层行政管理人员中只占2%,在低级管理人员占13%,而在君主制时期,库尔德人在高层和基层分别占15%和25%。伊拉克“内部殖民化”的局面逐步形成。

1961年,巴尔扎尼了内部的亲,将所有的伊拉克官员逐出库尔德境内,并向提出自治,遭到卡塞姆。1961年9月,第一次伊拉克-库尔德内战爆发。出动4.8万军队,与6000名叙利亚援兵一道对库尔德地区发动进攻,并进行空袭,但在军事上并未取得优势。之后伊拉克经历了和领导人的意外,内部出现,外部则与伊朗剑拔弩张。

1970年,在苏联的干预下,伊拉克与库尔德党签订和平协定,库尔德语作为库尔德人聚居区的正式语言(同时也是伊拉克的第二语言),发展库尔德人的教育文化;库尔德人参加,担任包括一名副在内的重要职务;库尔德人聚居区成立自治。协定四年内给予库尔德人自治,但库尔德人认为伊在4年中只给了他们有限的自治。1970-1974年,自治区获得的发展援助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12% ,150个发展项目, 自治区只获得了4个。

这一时期,伊拉克的“内部殖民化”问题进一步深化,库尔德与控制区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

伊拉克-库尔德历次战争情况与武装力量对比

表1

年代

1961-1970第一次内战

1974-1975第二次内战

1978-1979伊拉克报复行动

1986-1989安法尔行动

士兵阵人数

19000

2200

不详

不详

平民人数

7

20000

600个村庄被毁,20万人

5

伊拉克军队规模

48000

90000

300000

1000000

库尔德军队规模

15000-20000

50000

5000

3500

注:由于伊拉克与库尔德内战期间还与伊朗、美国进行了战争,所以其军费开支不能用来测量族群冲突的烈度,我们采用内战的人数和武装力量对比来度量冲突的强度。

数据来源:Ibrahim Al-Marashi and Sammy Sa, Iraqs Armed Forces: An Analytic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8; Harris, G. S., Ethnic Conflict and the Kurd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77. Vol.433, No.1, pp.118-120; Kenh M.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1991,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2; Lortz, Michael G., Willing to Face Death:A History of Kurdish Military Forces-the Peshmerga-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Present-Day Iraq,2005。

表2

三个正面案例的比较

因素

历史积怨

经济冲击(石油)

内部殖民化

族群认同

精英不满

族群动员

经济差距

被感

冲突升级

南北苏丹

强(种族+教)

是(最终)

尼日利亚

强(民族+教)

伊拉克库尔德

强(种族+同一教的不同派别)

反超(曾经大)

是(自治后趋于缓和;对大油田的控制使得倾向加强)

● 假如一个国家业已存在族群,在少数族群地区发现大型油田会加剧冲突的烈度。而假如一个国家内的两个族群之前没有冲突的历史以及族群,少数族群地区发现了石油之后,一般不容易出现性的族群冲突,但常容易出现更加激烈的讨价还价。

库尔德人的被感增强,以族群认同为基础的库尔德党以此强化库尔德与伊拉克的族群边界。更为关键的是,库尔德自治区的疆域并没有确定,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歧就在于基尔库克油田的归属问题。基尔库克油田是世界第六大油田、伊拉克第二大油田,探明储量24.4亿吨,位于库尔德自治区边缘地带,周边地区库尔德人占一半左右,土库曼人和阿拉伯人各占四分之一。根据协议,七年后根据人口统计来决定基尔库克油田的归属。

1974第二次伊拉克-库尔德内战爆发。由于力量悬殊,库尔德人军事失利,巴尔扎尼及其支持者20万人逃伊朗。战争期间,冲突双方各有2万人阵。战后伊拉克开始在库尔德地区推行阿拉伯化,“内部殖民化”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1975年,另一个组织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The 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成立。该组织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和国际援助来实现库尔德自治,其游击队在伊拉克北部与军进行对抗。为了避免基尔库克油田落入库尔德人之手,萨达姆在基尔库克更改行政区划,鼓励南部阿拉伯人向基尔库克移民,大规模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甚至一部分库尔德人将民族归属改为“阿拉伯人”,60万库尔德人失去家园。

1977年之后,在伊朗、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下,库尔德人采用游击战术与军周旋。1978至1979年,有大约600个库尔德村庄被,至少20万库尔德人迁徙至别处。在的高压打击下,库尔德人的经济状况跌入谷底,族群身份的边界愈加显著,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之间的怨恨继续升级。

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曾趁机举事试图脱离伊拉克,但相继遭到军的严厉弹压。1987至1988年,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达到顶峰。1988年3月16日,萨达姆·侯赛因使用库尔德人的村庄,造成5000人,3万人受,成千上万人失所。

在伊拉克与库尔德人长达近30年的内战中,总计有4000个村庄被摧毁,25万库尔德人被,库尔德武装也由巅峰时期的5万人减少至3500人。(详见表1)

1991年,美、英等国以库尔德人为由,在伊领土北纬36度以北划出了一个面积为4.4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安全区”,伊拉克飞机或军队进入。伊拉克因此失去了对北部库尔德人地区的控制。1992年,库尔德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两大军事武装组织举行历史上首次选举,6月成立议会,7月组成,但未得到的承认。

从1991至2003年,库尔德人取得了事实上的自治。库尔德斯坦战士也不断发展壮大,兵力估计少则8万,多则25万。同期伊拉克军队为42万人,双方力量差距大大缩小。2003年萨达姆之后,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实质性的自治。2005年,库尔德自治得到了伊拉克的承认。

根据伊拉克2005年,应于2007年就基尔库克油田的归属进行。1997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基尔库克的阿拉伯人口高达72%,库尔德人则降至21%。基尔库克也一直掌握在萨达姆手中,油田的丰厚收入有力支持了他的对内和对外战争。在萨达姆时代,阿拉伯人是基尔库克的主导族群。萨达姆后,之前被赶走的库尔德人又回来了,并使用武器阿拉伯家庭。石油的巨大收益再次让族群关系趋于紧张。伊拉克新担心再度发生种族悲剧,给予每户人家15000美元搬迁补贴和土地安置,劝说阿拉伯人回迁到南部地区。数年之间,基尔库克再度成为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城市。只是在行政区划上,仍属于管辖。

2013年和库尔德的对话有了进展,当年9月达成协议:支付至9月末尚未支付的、库尔德应得的石油货款;库尔德接受与的和解并正式开始向土耳其出口石油(此前法出口)。

2014年,库尔德人趁军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激战之机,控制了基尔库克油田,以半价对外出售石油。库尔德人武装接管基尔库克之后,库尔德自治区内奇尔万·巴尔扎尼(Nechervan Barzani)提出,要举行,成立库尔德斯坦国。这一转变说明:由于基尔库克油田原先并不属于库尔德人的核心领地,库尔德人更多是要求自治而非;而当库尔德人取得基尔库克油田的实际控制权(即将其纳入核心领地)之后,他们开始要求了。

在上述三个正面案例中,苏丹的案例最完整展现了族群冲突诸多驱动力的作用机制,其族群冲突的烈度也最高,内战的规模最大;其他两个案例可能缺少某一个因素,但基本符合理论逻辑。萨达姆后,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获得事实上的高度自治,经济上反超其他地区,此后族群冲突逐步缓和。在获得对基尔库克油田的控制权之后,库尔德人再次将建国提上议事日程。这也从印证了理论逻辑。(详见表2)

在利益与认同之间,本文优先考虑利益的重要性,族群的经济利益会影响族群精英的行为,进而通过动员强化族群认同和族群。正因为如此,大型油田的发现才会成为族群冲突升级的扳机。

四、加蓬:一个负面案例

加蓬洲西部沿海国家,总人口约在150万至170万之间。加蓬是一个族群高度分化的社会:方族(Fang)占28.6%,普努族(Punu)占10.2%,内比族(Nzebi)占8.9%,法兰西族(French)占6.7%,朋威族(Mpongwe)占4.1%。

同时,加蓬也不是一个的国家,自1960年从法国以后,加蓬的政体得分(Polity IV scores)一直低于0分,大约在2010年才达到0分,2011年上升到3分。自1967年开始,直至2009年去世,哈吉·奥马尔·邦戈(Omar Bongo Ondimha)一直担任加蓬,而且每个任期都长达七年。最近的三次选举都不具备最起码的公平竞争的特征。2009年,哈吉去世,他的儿子阿里·邦戈·翁丁巴(Ali Bongo Ondimha)继任。新和他的亲密盟友们都极其贪腐。(在“政体得分”中,-5到0分被视为“封闭式中间政体”[closed anocracy],1到5分被视为“式中间政体”[open anocracy]。中间政体是指这样一种政体形式:不是由组织控制,而是分散在数个不同精英群体中, 这些群体彼此竞逐。这是从政体到政体的过渡阶段。——编注)

1929年,加蓬发现石油,但直到1957年才开始进行开采。在1973年以前,加蓬的经济常多元化的。1973年之后,石油开始成为该国经济的主导性产业。从2000年到2010年间,平均而言,50%的P、80%的财政收入和80%的出口都来自石油产业。

从上述情形来看,加蓬的族群冲突应该很严重才对。然而,加蓬的各个族群却和睦相处。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加蓬是最繁荣、最稳定的国家之一。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2年加蓬的人均P为20612美元,若按本国货币计算为13032美元。如果仅仅看石油收入与族群冲突的关系,加蓬是一个无释的案例,因为它高度依赖石油,同时族群的多元化、碎片化程度很高。然而,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这个案例并不难解释。

尽管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多民族国家,但由于以下三个因素的“庇佑”,加蓬得以从族群冲突中幸免:首先,加蓬大部分族群都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地,跨族群婚姻较为常见,没有一个主要族群可以声称一个地区是其核心领地;其次,即便是加蓬最大的族群方族,也仅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6%~28.6%,并不构成多数,这可能使得他们难以寻求对国家的主导权;最后,加蓬的主要领导人都以族群分界线来进行动员。因此,尽管加蓬有一些要求化的内部斗争,但这些斗争从来都不是以族群为单位进行的。前任哈吉和现任阿里都没有尝试过打族群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来自一个少数族群。

加蓬的案例不仅没有挑战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本文的理论:如果没有油田区位因素,石油资源并不会导致族群冲突的发生或升级。

五、结论

假如一个国家业已存在族群,在少数族群地区发现大型油田会加剧冲突的烈度。这一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得到了上述案例的支持。而假如一个国家内的两个族群之前没有冲突的历史以及族群,少数族群地区发现了石油之后,一般不容易出现性的族群冲突,但常容易出现更加激烈的讨价还价。南苏丹、尼日尔河三角洲、库尔德地区在油田发现之前就存在族群冲突,油田的发现使族群冲突的烈度增加。同时,通过上述案例研究,从该中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石油探明储量增长会延长冲突的持续时间。在三个正面案例当中,均可以发现,新的油田被发现或石油探明储量增长,都会刺激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的冲突升级。负面案例则表明,如果没有油田区位因素,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不会成为族群冲突的“”。

本文重要的政策含义在于:

首先,对于多族群的石油国家而言,虽然少数族群地区发现大型油田可能会族群冲突,但分享型的制度安排(包括地方自治和资源共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少数族群的。譬如,库尔德的自治就有效地缓和了族群冲突。从苏丹、尼日利亚等国的悲剧中可以发现,族群冲突既存在资源竞争等利益诱因,又包含族群认同和等情感因素。无论是还是外资企业,在少数族群聚居区进行石油天然气开采的时候,都要顾及少数族群的情感,同时使他们分享石油资源带来的经济利益。

其次,中国的资源型企业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地进行投资的时候,必须尤其重视利益分配对族群冲突的影响,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当地社会并尽可能规避风险。中国能源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必须事先对油田所在地的风险(内战)进行评估,从而更好地中国的海外利益。本研究表明,当一个油田成为潜在的投资对象时,必须谨慎考虑它所处的地理以及当地的族群关系;若油田位于少数族群聚居区,且该国族群关系紧张,也许应当放弃投资,不可心存侥幸。此外,中国能源企业在海外投资不仅要与对象国建立良好关系,也应该深入了解主要政党、民间团体、少数族群特别是武装的立场。

以南苏丹的石油投资为例,仅仅与当时的喀土穆达成协议还远远不够,因为在苏丹这样一个族群冲突频繁、教关系复杂,而且制程度又很低的国家,中资企业要顺利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还必须与各主要族群的精英进行沟通,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在那些分离主义倾向较强的少数族群地区,无论是式的开发政策,还是输血式的援助政策,都很难获得当地的认可。只有深入扎根,与当地社群形成互惠关系,才能更好、更长远地实现“走出去”的目标。

最后,中国的海外投资要兼顾经济利益与国家形象。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投资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方面是大国崛起的标志,另一方面也令中国和中资企业争议。一些竞争对手趁机和新殖义论,给中国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的海外投资也经常受到经济民族主义和内战的冲击。面对这种局面,中国需要“两手抓”,通过高质量的投资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外交和企业社会责任,确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应该在追求投资回报的同时,协助中国为缓和投资对象国的社会冲突、改善其投资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熊易寒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唐世平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本文原刊于2015年第10期《世界经济与》,经作者授权重刊于此。受见报篇幅,略去注释,有删节和文字技术改写。李旭编辑,工作邮箱:。)儿童癫痫病检查北京哪个医院专业湖北癫痫科权威医院癫痫发作没有意识会大声尖叫郑州癫痫病好治疗么